一、台灣正式邁入「無核時代」
2025 年 5 月 18 日，台灣最後一座運轉中的核能機組──核三廠二號機正式除役，標誌著「非核家園」政策進入實質里程碑。從此刻起，我們正式成為無核發電的國家之一。這不只是電力來源上的轉變，更是一場關於能源結構、安全與民主治理的壓力測試。這項政策的最初構想，可追溯至 2016 年，當時政府宣示於 2025 年全面停用核能，並將發電結構調整為天然氣 50%、燃煤 30%、再生能源 20%。然而，回顧過去八年的推動過程，我們不難發現：理想與現實之間，從來不是一條筆直的道路。
二、無核的能源政策：理想與現實的落差
「非核家園」從來不是只關於關掉核電，而是應當伴隨著一套更完整、可信、具韌性的能源轉型方案。問題在於，我們在這條轉型路上的準備，遠不如我們在語言上的宣示。
首先是再生能源的進展。根據經濟部能源署公布數據，截至 2024 年底，台灣再生能源發電占比約為 11.3%，距離原定 2025 年達 20% 的目標仍有相當落差，實現時程更被官方順延至 2026 年 10 月。太陽光電的成長雖快速，但風電仍受限於場址、民意與技術瓶頸。而這些結構性延遲，正在逼迫我們依賴更多燃氣與燃煤做為過渡。
其次，天然氣儼然成為「非核家園」的主力電源，但其背後的風險卻被過度低估。台灣的天然氣進口依賴度高達 98%，而接收站與儲槽容量相對有限，儲氣天數僅約 10 天。根據《遠見雜誌》報導，目前既有接收站幾近飽和，第三接收站（觀塘）尚未完工，供應穩定性仍存在變數。
第三，燃煤雖在政策語言上強調「減煤」，但實際上仍扮演基載與備援角色，尤其在再生能源不穩定與天然氣供應未能充足的情況下。這也意味著，我們不僅尚未成功「非核」，也還未真正「低碳」。
再者是儲能系統與電網建設進度。根據 BBC 中文網報導，儘管政府推動 2030 年前建置 1.5GW 儲能，但目前落實成效仍然有限。若沒有穩定電網與即時調度能力，再生能源將無法有效進入主力系統，形同「虛位」。
最後是電價議題。我們至今仍以「穩定電價」為優先政治訊號，但這與實際發電成本早已脫鉤。長期壓抑的電價，不僅扭曲產業用電結構，也使再生能源與節電投資的誘因不足，削弱了社會參與能源轉型的能力。說到底，「非核家園」不是一紙政策，而是一場對治理系統完整性的考驗。
更深層的問題則藏在核電退場後「留下什麼」。截至 2024 年 1 月，台灣已累積超過 1.9 萬束高放射性廢棄燃料棒，以及超過 21 萬桶低放射性廢棄物。這些核廢料，目前仍無最終處置方案。高階核廢料處置因相關立法尚未完備，甚至尚未進入選址階段；低階核廢料曾於 2012 年選出金門烏坵與台東達仁作為建議候選地點，但遭當地強烈反對、地方公投無法進行，選址作業自此停擺。眼下，大多數低階核廢料只能暫存於蘭嶼與三座核電廠內。
這代表，在「去核」的同時，我們其實仍承擔著核能遺產的實體與政治成本。核電機組可以關，但核廢料不能消失。經濟部雖於 2024 年啟動籌設「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專案辦公室」，擬定選址條例草案與社會溝通計畫，預計年底送行政院審查，但這些都僅是長路的起點。
三、世界各國的能源政策比較
台灣不是第一個走上非核路線的國家，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。但在面對能源轉型的全球趨勢時，我們也必須誠實面對：台灣的制度條件與治理文化，與他國不同。
過去的「非核」曾是價值選擇，今日則越來越成為策略調整中的一環。
丹麥是全球少數從未將核能納入能源政策規劃的國家之一。早在 1985 年，丹麥國會即通過禁建核電法案，1997 年關閉最後一座核設施後，丹麥全力發展風電、生質能與區域能源整合，哥本哈根更訂下 2025 年實現 80% 減碳的城市願景。但到了 2022 年，丹麥對核能的態度出現鬆動，國會支持小型模組化反應爐（SMR）試點研究，並出現如 Seaborg Technologies、Copenhagen Atomics 等核能新創企業。丹麥技術大學（DTU）也設立核能技術中心，旨在強化人才培育、研究設施與企業協作。這並不意味著丹麥放棄非核立場，而是對能源韌性的再評估。
瑞典亦發生顯著轉向。1980 年公投決議廢核後，僅保留六座核反應爐營運，但在 2023 年，為配合淨零轉型與電力需求預期倍增，瑞典政府宣布將於 2045 年前新建 10 座核電機組，並取消原有核反應爐上限。這顯示，即使在公共政策語言中長期反核的國家，也可能在新結構條件下調整戰略定位。
而在日本，311 福島核災徹底重塑核能政治。在事故後全面停機的狀況下，日本政府逐步解禁，截至 2023 年底已有 12 座核電機組重啟。日本現行能源基本計畫將核能定位為「重要基荷電源」，且經濟產業省已於 2024 年啟動新一輪計畫修正，表明為達到 2050 淨零目標，將「最大限度」活用再生能源與核電。日本電力業界更積極呼籲政府納入新建核電選項，以對抗高昂的燃料進口與企業競爭力下滑。
韓國則是從文在寅時期的「去核路線」轉為現任政府積極延役舊機組的政策。位於慶州市的月城核電廠多部機組已啟動延役程序，並重新強化核電在出口與國安結構中的戰略角色。
從這些案例可見：非核不等於廢核，擁核也不必然反綠。 多數先進國家正逐步擺脫「非黑即白」的能源二元論，而進入一個更具混成性與策略彈性的能源組合規劃時代。SMR、小型浮動核電、與氫能、氨能的協同開發，成為技術上的新變數；而制度能否迅速調整、誠實揭露代價，才是分辨「能源轉型」與「政策口號」的真正界線。
反觀台灣，我們的能源討論卻仍經常停留在「挺核」與「反核」的對抗，而非從治理韌性與產業轉型的全局思考。這正是我們需要重新審視的關鍵。二元的公共議題討論如同我們的二元的政治對立，皆有可能帶領我國走入發展停滯的泥淖。
四、我們無核的挑戰？
回到台灣，「非核」的挑戰從不是技術，而是系統性風險與治理責任的總體檢。
首先是電力系統的穩定性。根據台電統計，近三年備轉容量率已數度逼近警戒線。2021 年 5 月與 2022 年 3 月皆出現大規模停電事件，顯示我們的系統韌性尚未健全。電網老化、負載過重、缺乏分散式能源管理，這些問題不是一夕所成，但核能退場卻讓我們失去了一個「相對穩定」的支撐點。其次是能源安全的脆弱。台灣超過 97% 的能源仰賴進口，天然氣又無法大量儲備，導致我們極易受國際市場波動、地緣政治與物流瓶頸影響。面對「短存量、高外依」的結構風險，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備援機制與協商空間？再來是制度協調力的不足。再生能源牽涉到中央與地方的土地政策、居民溝通與環境影響，長期缺乏跨部會整合，使許多政策卡在地方、困在程序、甚至遭遇反彈。最後，是產業轉型與碳費制度的推動停滯。當世界邁向碳邊境調整機制（CBAM）時，台灣若未同步落實低碳供電與碳定價，不僅失去出口競爭力，也將導致產業「懸空」，無法進入新綠色供應鏈。
這些挑戰，都不是「有沒有核電」可以單點解決的問題。而是整套制度能否有效補位、互相協調、及時回應的問題。
五、如何度過夏天？（專家觀點與政黨、政府立場）
「過不過得了夏天」，已成為每年能源討論的例行語彙，卻也映照出台灣電力系統的脆弱性。
政府強調備轉容量率穩定，強調再生能源與氣電共構正在上線，並呼籲全民節電共體時艱。然而專家指出，真正的挑戰來自「尖峰時段的即時調度能力」與「系統彈性不足」，不是僅靠平均數字所能回應。學者主張三項策略：一是強化用電管理與需求端控制，例如推動時間電價與大型用電戶的即時負載控制；二是強化儲能建設與備援發電能力，提升短期調度彈性；三是分散式發電與區域電網設計，讓能源體系更具韌性與地域自主性。政黨立場則分歧。部分在野黨主張重啟核四、延役核一核二，甚至提出「核綠共構」方案；而執政黨則重申「非核是全民共識」，但也釋出彈性空間，例如將 SMR 納入長期技術評估。
但這些主張背後，共同缺乏一項制度性安排：能源政策如何讓社會參與、如何跨部整合、如何在政黨輪替下維持穩定方向與信任累積。
六、結語：制度轉型，不只是選項，而是承擔
當「非核家園」從政策願景走入日常現實，真正的問題才剛開始浮現。不是因為沒有核電我們無法前行，而是我們是否真的準備好，在少了一項穩定電力來源的情況下，去面對系統壓力、制度脆弱與治理能力的真空。
我們經常把能源討論簡化為技術題：核電好不好？風電可不可靠？天然氣會不會漲價？但這些討論若缺乏對制度能力的正視，終究無法解釋，為何在許多國家也實行非核政策的前提下，台灣卻顯得特別不安。問題或許不在於「核電有沒有退場」，而在於「制度有沒有補位」。補位者，是政府誠實面對供需缺口的勇氣，是社會願意討論電價與碳費的成熟，是產業知道自己的轉型責任，是人民知道能源不是理所當然的，而是需要共同守護與投入的。
這正是我們當下所缺乏的公共語言——一種可以超越口號、回應代價、協商利害、並帶有時間尺度的對話框架。當我們說「非核家園」，我們其實在問：我們能否在不靠核電的情況下，活得有韌性、有秩序、有未來感？這不是一個答案，而是一個制度是否準備好的考卷。而這份考卷，不是留給哪一個部會，不是某個政黨可以解決的，而是整個社會要共同承擔的長考。
